世纪之交,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,让我们得以从更为微观的角度去理解肺癌。不少研究发现,许多非小细胞肺癌(肺癌中的一种,约占总病例的85%)都与一种叫做EGFR的蛋白质有关。具体来看,这一蛋白在80%的患者中均过量表达,在60%的病例中会出现基因拷贝数上升。此外,大约三分之一的肺癌患者带有EGFR突变。这些变异使得EGFR的活性大增,从而促进细胞出现不受控的生长。
基于这些发现,新药研发人员们期望通过小分子药物来抑制EGFR的活性,达到治疗肺癌的目的。于是,第一代EGFR抑制剂Iressa(gefitinib,易瑞沙),Tarceva(erlotinib,特罗凯)以及Conmana(icotinib,凯美纳)应运而生。从这一刻起,肺癌治疗也正式宣告进入靶向疗法时代。
有趣的是,这些靶向疗法的早期临床结果显得“参差不齐”。比如在非小细胞患者的生存收益上,gefitinib作为二线疗法所带来的中位总生存期(OS)为5.6个月,与安慰剂对照组的5.1个月并没有显著区别。但用现在的观点看,这实际上反映了准确进行患者细分的重要性。回溯来看,EGFR基因拷贝数较高的患者,其缓解率为37.5%,明显高于对照组的2.6%。而对于明确有EGFR突变的患者,其无进展生存期(PFS)与客观缓解率(ORR)也要显著高于化疗对照组。Erlotinib也同样取得了类似的治疗结果。
为了提高疗效,新药研发人员们随即开发出了第二代EGFR抑制剂,Gilotrif(afatinib,吉泰瑞)与Vizimpro(dacomitinib,多泽润)就是其中的代表。与第一代EGFR抑制剂不同,这些药物能不可逆地结合靶点,因此有望更强力地对其进行抑制。在PFS上,它们也的确展现出了更优的疗效。以去年获批的dacomitinib为例,其为患者带来的中位PFS为14.7个月,而一代抑制剂的数据为9.2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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