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纪之交，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，让我们得以从更为微观的角度去理解肺癌。不少研究发现，许多非小细胞肺癌（肺癌中的一种，约占总病例的85%）都与一种叫做EGFR的蛋白质有关。具体来看，这一蛋白在80%的患者中均过量表达，在60%的病例中会出现基因拷贝数上升。此外，大约三分之一的肺癌患者带有EGFR突变。这些变异使得EGFR的活性大增，从而促进细胞出现不受控的生长。
基于这些发现，新药研发人员们期望通过小分子药物来抑制EGFR的活性，达到治疗肺癌的目的。于是，第一代EGFR抑制剂Iressa（gefitinib，易瑞沙），Tarceva（erlotinib，特罗凯）以及Conmana（icotinib，凯美纳）应运而生。从这一刻起，肺癌治疗也正式宣告进入靶向疗法时代。
有趣的是，这些靶向疗法的早期临床结果显得“参差不齐”。比如在非小细胞患者的生存收益上，gefitinib作为二线疗法所带来的中位总生存期（OS）为5.6个月，与安慰剂对照组的5.1个月并没有显著区别。但用现在的观点看，这实际上反映了准确进行患者细分的重要性。回溯来看，EGFR基因拷贝数较高的患者，其缓解率为37.5%，明显高于对照组的2.6%。而对于明确有EGFR突变的患者，其无进展生存期（PFS）与客观缓解率（ORR）也要显著高于化疗对照组。Erlotinib也同样取得了类似的治疗结果。
为了提高疗效，新药研发人员们随即开发出了第二代EGFR抑制剂，Gilotrif（afatinib，吉泰瑞）与Vizimpro（dacomitinib，多泽润）就是其中的代表。与第一代EGFR抑制剂不同，这些药物能不可逆地结合靶点，因此有望更强力地对其进行抑制。在PFS上，它们也的确展现出了更优的疗效。以去年获批的dacomitinib为例，其为患者带来的中位PFS为14.7个月，而一代抑制剂的数据为9.2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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